直立人好霸道

在手天使分享會要結束前，我發了一則訊息寫著「直立人好霸道，要坐卻不自己帶椅子。」敏感的夥伴問我是甚麼意思，畢竟這用詞有點尖銳。

有點難用論述直接說明，以下用內心小劇場來表達好了：

「現場空間配置保留了輪椅的通道，甚至寬可錯車，這樣很好啦。可是地上那條定位膠帶總好像還是在視覺上分開了輪椅族與直立人，這樣的隔離政策沒問題嗎？」

「嗯？這些椅子哪來的？為什麼我們不需要幫輪椅族準備椅子啊？」
「不對，為什麼我們需要幫直立人準備椅子？憑甚麼直立人不用像輪椅族一樣，自己把要坐的器具帶出門？」

「輪椅族原本就需要坐著才能出門，這也是輪『椅』這名稱的由來，不是輪椅族的當然就不應該預設她有帶椅子啊！」

「她沒有帶椅子，我們就應該要準備嗎？
今天六、七台輪椅在現場，但如廁卻要請她們到捷運站或是另找房間使用尿壺；
而且要是沒有手語老師來，但有聽障朋友來，我們難道不是用『資源有限』或是『沒料到有聽障朋友會來』做為藉口嗎？
為什麼直立人、聽人的需求，就是理所當然；但輪椅族、聾人的需求就可以輕易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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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用了「霸道」一詞來發訊息－－因為身為社會制度中的多數人，我們把太多其實是享受、受益的事情視作理所當然，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既得利益者。
商業模式造成我們這些多數人要使用的東西，是如此輕易且便宜的可以取得，但是點字機、助聽器卻是如此昂貴（包含保養費）。若是人類的老化並不會影響下肢骨骼，恐怕低底盤公車也還不會出現。

活動中被一位參與者提醒：我們的成長歷程、教育體系中，就是不斷地隔離弱勢（例如啟聰、啟明、啟智學校）或是標籤化。於是我們從沒有把「她們就在我身邊」當成一件「正常」的事，而即使我們知道弱勢的存在，即使我們設想了她們的需求，我們也很難把這些需求視為「理所當然應該要被滿足」－－就算是現今被當做很基本的性騷擾通報機制（關鍵字：南聰性侵）以及聾啞者的電話報案與求救。
我當時的反饋是：那些不讓我們接觸弱勢的理由，特別是在玻璃娃娃事件後的「如果不小心弄傷她了，賠不完啊」的防衛心態，正是我們之所以一直沒法跟弱勢互相了解的原因。這種防衛心態，甚至演變成對自己不了解的族群會有敵意，例如恐同、恐愛、遊民歧視，以及對高學歷者和前科者的刻板印象。


而直到打這篇的時候，我才發現內心小劇場中的思緒轉換，其實仍然都沒有跳脫出以直立人和聽人為出發點的角度。
試想，如果是一個輪椅族掌權的世界，辦活動時也許就會有著「今天可能會有直立人要來，要不要『特別為了她們』準備椅子呢」的顧忌，也許就會有「一般椅子好貴喔，不用為了這次特別買啦」的聲音出現了。
所謂「設身處地」，恐怕不只是想著「如果我處在對方的狀況，會怎麼樣」，而還要能夠設想「如果我這種狀況的人才是被當成『弱勢』、『少數』或是『不正常』，我會希望怎麼樣？」


補充：
關於活動現場的手語老師，其實內部有討論過：一場無需報名、登記障別的活動，如果請了手語老師但是卻沒有需要手語的人在現場，是否會造成資源浪費？
後來的決議仍然申請手譯員，除了是因為一度考慮過現場轉播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請手譯員」成為一種常態，而且這也需要大眾對於手譯員制度的重視（不只是基於對聽障的重視，也包含了以手譯員做為主體的養成與就業環境問題）－－也許她們才是名符其實的「手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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