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吐不快的內心話》讀書心得
100學年度國立交通大學林志潔副教授「刑事訴訟法」課程寒假作業，書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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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從同志角度看林瑞雄
林瑞雄說動植物都是為了傳宗接代而生存的，因而質疑同志「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的能力。然而，即使不討論同性戀的議題，這種說法也相當不尊重女性。
首先，女性會有停經的問題，是以如果生存的意義是生小孩，那麼停經的女性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此推論下來，不孕症的人不能結婚，而結婚之後無法生育者也應當強迫離婚，以便讓另一半在與其他人生小孩，達成人類的延續。
其次，「傳宗」與「接代」意義並不相同，前者的主要意義在於宗族的延續。然而，長久以來「宗族」卻是以男性為主，女性在這種體制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懷孕和生子，而沒有人格可言。如此父權體制壓迫的用語，竟然由副總統候選人的口中講出，顯見我國的性別平等意識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第三，近年來政府頗有鼓勵生育的口號，然而由於男性不會懷孕，「生育」的風險就全都落在女性身上。如果依照林瑞雄的價值觀，在人口不足之時，政府恐怕還可以強迫人民生小孩，也就是強迫女性必須懷孕，並要求女性承擔懷孕對身體造成的影響和可能的傷害。我們期待這種違反性別平等和人身自由的政策嗎？
最後，就算認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其意義應在於整個種族而非個體。也就是說，如果某個個體對整個族群的存續是有正面意義的，那麼就應該肯定該個體的存在。這也是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不願生或不能生孩子就否定他的存在意義的主要原因。從大自然來看，蜜蜂即是「大多數個體都沒有生育能力」的一個例子，林瑞雄除了性別意識顯然需要再教育之外，恐怕連生物學都沒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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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同志遊行心得
一、眼睛
大明星梁小星居然把日拋隱形眼鏡當雙週拋，而且睡覺也不拿下來。
戴隱形眼鏡是為了帥氣，用日拋是想要省錢，睡覺不拿下來是因為懶惰。但是眼睛又不像牙齒一樣有廿幾顆還可以裝假牙替代，不好好保養的話可是得不償失耶！就算堅持要隱形眼鏡，長戴型的約$2000就可戴三年以上，算起來也比日拋便宜呢。
本想為此在FB發起「一人一信讓梁小星（暫時）別戴隱形眼鏡」，也順便練習寫活動文稿，但後來覺得這種行為有點像是集體暴力，且也是「以『保護』為名地違反當事人的行動自主權」，還是先在此表達對他的行為的不諒解即可－－不然我不知道要怎麼繼續堅持BDSM的自虐權和兒少的性自主權。
二、造型
本次造型與高雄時大部份相同，是跟Seven搭檔「大紅帽與小野狼」，不過Seven這次又把七個手指甲上了紅色指甲油，但由於已十二月下半，要解讀成「聖誕老人與他的哈士奇」也似無不可。比較有趣的是遊行結束後另有二位穿全身布偶裝的狼出現，四人合照頗有娛樂效果。
三、標語
我本次用的標語是「恐同妖孽速現形；性平教育急如命」。前句用「妖孽」這個我們過往被詆毀的詞彙來指摘對方，算是針對拒絕回應的一中西門町管委會；後句不用「急急如律令」的「律」或「令」字，乃因性平教育早已是「法」，無「如律令」的必要，而在鷺江國中楊同學的命案之後，應不難理解性平教育確實與性命相關。
附論：「急急如律令」一咒其實帶有「階級重於自主權，甚至重於性命」的意涵。
不過當走到接近中友百貨時，由於路旁有許多中學生在等公車，我發現我的標語其實太過空泛而難讓對事件一無所知的路人們了解。如果以台中公園的出沒人群和一中街出沒的人群為考量的話，改用「社維修法依舊違憲，性工作權何時實現」似乎是比較容易讓觀者留下印象。
四、地點
集合與解散地點均是台中公園，由於當天該地另有天主教會台中教區50週年慶活動園遊會，以致許多與恐同教會們交手過（特別是真愛聯盟事件）的前輩們有些戒備。但當我們對對方保持距離，或是因經驗而預設對方可能有攻擊行為時，自己陷入備戰狀態的緊繃感其實不是很好受。
註：教會並非必定恐同，如同光教會與真光教會即會主動舉辦同志友善活動。
五、交管
不知道是主辦單位和警方不習慣處理遊行路權，還是警方刻意不盡職責，本次遊行隊伍在馬路上其實走的艱鉅。我個人並不太介意隊伍因紅綠燈而被切斷，但是非常在意「究竟有幾個車道的路權」這個部份。各個遊行由於交通管制與路線考量，常會有「部份路段只有一個車道，部分則有兩個車道的路權」這種事發生，是以較有經驗的警方，多會擺放交通錐，或是在路中央（而非只有路口）指揮交通。
就此而論，本次台中警方對於遊行進行的順暢度，即頗有可議。鮮少有走入馬路中的交通指揮（大多為遊行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而控制紅綠燈的交警也不多。儘管確實有一定比例的警察有協助讓行駛中的車輛不要入侵我們的路權，但其他警察不是在路邊眼睜睜看著隊伍因違法併排的車輛而必須走上馬路，就是拿著攝影機蒐證。我個人最在意的是本次有許多並非派出所警察或交警，而也有不少刑警穿插其中，這或許可以解讀為：台中警方對遊行隊伍不信任，而過度恐懼會有刑案發生。
另外，就政治操作的陰謀論來說，警方如果要刻意污名化某個遊行團體，也非常容易。因為只要不擺放交通錐且不指揮，一般路人就不會知道當下的路權是屬於遊行隊伍的，那麼對一般路人來說，是他在「行使路權『時』被遊行的交通組『工作人員』侵擾」，而非「行使路權『之前』，被『公權力』告知已被限制」。如果要做比方，就像是「進到餐廳坐下之後才被趕走」和「進餐廳前就被告知沒位子」給人的不爽程度。在這樣的狀況下，路人其實會對遊行隊伍不滿，而因此也對遊行的訴求有著負面情緒。（註：我並非認為本次警方或其高層有此故意，本段僅是對此制度的心得）
本次對交管問題的抱怨，一般是在進入一中街附近（三民路上，過了精武路之後）由於路旁違規停車，而致隊伍必須走上快車道，以及進入小巷（育才北街、錦新街）後必須與行走中的車輛擦身而過。但對我來說，卻是在三民路與公園路口的感受最深：
如圖（遊行路線為紅色箭頭），這個路口的設計，讓行人很難靠著三民路二段東側往北過馬路到三民路三段，本次遊行隊伍也是必須先走到A點（光復國小外操場正門），再等紅綠燈走到B點。而B點附近（在我經過時）其實並沒有什麼交管人員，以致於剛剛才為了「該怎麼過馬路」而煩惱的我（們），又因為三民路的車輛而退到了B點的人行道上。這時真情酷兒Vincent大喊「不要走人行道！路是我們的！」
我瞬間覺得非常羞愧！除了是因為我「跳上」人行道時，完全沒有注意到B點的人行道並沒有無障礙坡道可以讓Vincent的輪椅上下（而他依然用輪椅跟大家一起「走」完這充滿障礙的路線全程），更因為我明明就走在一個有合法路權的遊行隊伍中，竟然還在沒有交管的地方推定自己沒有路權，而退縮了起來－－原來我（們）已被馴化成「先委屈自己，確認不會干擾到別人，再行使正當權利」。即使「先確認別人是否受害」的心態有助於培養公德心和提醒自己不要濫用權利，但在這正是要爭取應屬於我們的權利的時刻，也正是要展現我們無須再為了傳統價值而偽裝成異性戀的當下，我「走上人行道」這種甘於屈就的行為就顯得相當諷刺。
附論：我個人認同一般道路使用者可用「路權被侵害」為由而表達對遊行行為的不滿，但鑒於遊行權是憲法上的權利，是以路人的路權並非被遊行隊伍侵害，而是被公權力所侵害。也就是說：因為他人的合法遊行而致損害者，國家應依損失補償制度（如國家有故意或過失，則依國家賠償法）給予救濟，而非受害者對遊行隊伍求償－－不過這細節究應如何判斷與實施，我未有定論。
六、旁觀
台中的遊行人潮，當然不比在首都的遊行，似乎也沒有比高雄的時候多，但我發現路人的反應卻比北高都熱情。
（一）婚紗
中區的三民路正是有名的婚紗店聚集地，而在這（現行）象徵著異性戀價值觀的店面中，卻不乏與遊行隊伍招手的友善人士們。我目睹了某街角的二樓店家整層樓近十人都走到落地窗前揮手表達善意，而又另聽說某店也在我們經過時，有兩位女子即在店中作勢親吻。
（二）公車
我目睹了三台以上的公車上有與我們揮手的民眾。其中雖有兩台是中學生，可能只是因為新奇而揮手，但我們可以知道這場遊行已經成功地被他們看見、討論、記得。而其他成年人敢在公車裡－一個被陌生人包圍的環境中－揮手對同志表達善意，也表示台中人的真實心態其實並不反對同志，而或許只是誤以為其他人都還恐同。
（三）公園
集合地點的性質，也是與北高遊行的不同之處。台中公園平常就會有人潮，所以出發前和集合後都會有圍觀的路人。我發現這些圍觀的人們都駐足了不少時間，而且有不少是中年以上的一個個路人。
另外，直到晚間六點半時都還有約兩百人以上的人潮留在聚集地，專心聽著台上的演說（當時是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四）在地
本次的肉熊比北高都多，而且有許多並不像是北高的打扮，我想他們大多是在地人吧。不管本次在地人出席的多不多，至少應該能夠感受到「走出來並不會受到傷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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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鋕與楊允承
身為沒有被霸凌過，且很快就被家長接受的男同性戀，我雖然知道葉永鋕的事情，知道自己正是與他「相同年紀」，也目睹過葉媽媽（陳君汝女士）在2010年高雄同志遊行時在台上[1]喊出自己出席的原因「我曾經誇過海口：『我救不了我的小孩，我要救跟他一樣的小孩！』」時，台下許多在同志運動界奮戰過多年的前輩們，是如何瞬間激動落淚，但也許是不認為性別特質與性傾向所受的歧視和污名需要放在一起討論[2]，我對他的事情一直都沒有認同感。
今年的台北同志遊行（2011-10-29）是全亞洲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由於以「愛愛」（真愛聯盟[3]與愛滋器捐事件）為主要事件，也是近幾年最有凝聚力、群眾與台上互動最好的一次[4]。但當我們忿忿不平地大喊著「社會共識是個屁」的隔天晚上，鷺江國中國一的楊同學，「疑因長期被同學排擠、嘲笑他娘娘腔」，跳樓輕生，送醫不治。友善台灣聯盟隨後發起《〔我們不應遺忘〕鷺江國中楊同學紀念行動》。[5]
雖然都是被笑娘娘腔，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卻不是葉永鋕，而是Jamey Rodemeyer－一位曾經參與”It Gets Better”計畫[6]，但今年九月仍因霸凌而自殺的14歲男孩。Lady Gaga為此事件拜會歐巴馬總統，並成立「天生完美基金會」。但由於台灣的狀況似乎不會因為這樣就足以成立有足夠力量的基金會，於是我將念頭動到法律，想著：有什麼樣的法律可以幫到這樣的孩子？
「霸凌」與「法律」的交集，自然是今年六月增列「性霸凌」規定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部分尚未施行），而再想起該法當初的立法緣由，我才試著想將葉永鋕事件與楊同學的狀況做比較。
不動念還好，一做比較，才發現原來自己之前對葉永鋕事件的無感，是由於不在那個時間、不在那個當下，當面對「楊同學就在我們抗議『性平教育仍受阻撓』的地點不到十公里之遙選擇離開」這個事實，才發現眼淚止不住，才發現原來這麼多年來，事情都只是在檯面上改變：
| 葉永鋕 | 楊允承 | |
|---|---|---|
| 意外時間 | 2000-04-20 11:45 | 2011-10-30 20:50 |
| 死亡原因 | 在學校獨自如廁，意外跌倒 | 寫完遺書後，在自家跳樓[7] |
| 存活意願 | 有 | 無 |
| 地點 | 鄉下（屏東縣高樹鄉建興村） | 都市（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8] |
| 時年 | 國中三年級 | 國中一年級 |
| 個性 | 開朗、貼心、受師長喜愛 | 內向、受老師漠視 |
| 家中排行 | 長子，一個弟弟 | 長子，兩個弟弟 |
| 自我認同 | 認同自己的女性特質[9] | 消極自殘[10] |
所以，楊同學比葉永鋕活在一個有更多資源、應該更光明的時間地點，但葉永鋕不想走，楊同學卻不想留。唯一可以說明的，似乎是楊同學的內向讓他想不開，又不夠積極求救。
但，說他「未積極求救」，不只是從結果來定義「積極」，更是把責任推給孩子，根本是事後諸葛的掌權者視角吧？孩子並沒有求救的義務，理想上我們甚至應該幫他行使「想要活下去」的權利。從這點來看，我們應該要探究的是：他是未曾積極求救，還是求救無門？──就如受家暴的婦女一樣？
而，怎麼可以，我們怎麼可以把校園霸凌跟家暴比擬？校園霸凌沒有家暴的隱私性，其「位於公眾場合」的特性對被害人來說創造了一個敵意環境，當被害者回到家中或是向學校教職員求救，又因為加害人也是小孩（而且是「別人的小孩」）而無法給予有效的訓育。當我們認為「孩子們不應受到法律的處罰和程序的煎熬」，也就等於是在說：對於中小學生間不見血、不涉財產的衝突，學校不需要用「正當法律程序」去處理或救濟，採「人治」即可──跟處理家暴的心態一樣，好像「天天相處」可以解決一切。
這當然是個難題，畢竟教育既要孩子「適性發展」，又得藉由限制孩子來保護孩子。教育不像法律，每個教育現場的成人都有解釋「不確定教育概念」[11]的權「力」和義務，當孩子不覺得自己的聲音有被聽見、不覺得可以得到幫助，我們究竟對這些被認定「心智尚不成熟」的「非完人」[12]有什麼期待可能？既然他們沒有能力像是鄧如雯或趙岩冰[12-1]那樣傷害別人，那麼想要讓自己「現在就解脫」，不是就只剩下最後一個選擇了嗎？
所以，「那不是自殺。那不是『自殺』兩字就能將一切責任拋回給無力辯駁的逝者，彷彿那是他自己選擇似的。其實這環境根本就逼著他，逼著他做出了選擇。[13]」
「……如果不是自殺，不就可以透過『找出該負責的活人』來讓整件事被記得了？」試著把楊同學和葉永鋕作比較的我，把腦筋動到了「兩位校長[14]是否該當無業務過失致死罪」的議題上。總想要試著做點什麼，讓葉媽媽「不要再有別的母親遇到跟我一樣的事情」的願望，不要再次幻滅。
這樣的想法其實很可怕，因為我接著的第一個念頭竟然是「如果你不是在自家，而是在學校自殺就好了。」而對於其實並不認為「葉永鋕案[15]中的三名被告均應有罪」的我來說[16]，儘管《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施行確實讓校方比11年前有更多業務範圍與注意義務，我還是很難說服自己：當整個社會根本就是共犯結構，真的要把某幾個人抓出來當祭品、用刑罰蹂躪嗎？行政究責的方式不足以讓社會留下夠深的印象嗎？或是：真的要用法律嗎？用這種「利用死者」的方式而達成的「社會改造」縱算成功，能夠符合我嚮往的真理嗎？當告發的主要目的並非「使行為人受合理處罰」，跟狂信者有何不同？
「偏激就偏激吧，」我這麼想著。在「我的」天平上，葉永鋕案的判決結果是利多於弊。實定法從來就不是真理的實現，而是每個人拿來實現「自己」心目中的自然法的「工具」──我就是個心理利己主義者。[17]至於司法程序不符民眾期待的那部份，已經有其他許多法律界的前輩們在奮鬥，我就回到自己最有認同感的性／別來努力吧，就算我的能力只夠跟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相濡以沫，至少也能把這個精神傳下去。
所以，楊同學，不好意思，雖然你在遺書上寫著「即使消失會讓大家傷心，卻是短暫的，一定很快就被遺忘，因為這是人性。」但我也跟許多人一樣，決定要讓你的預言破滅，讓你跟葉永鋕再多一個共通點：被記得、被重視。
其他參考資料
- 陳俊志，〈天國的秘密〉。
- 蕭紫菡，〈一條人命的和解金〉，《人本教育札記》216期。
- nt，〈三十年前我不懂〉。
後記
本文是林志潔老師本學期在交大科法所［性別與法律］課程的期中作業之一，實際要求為在指定書單[17]中八選二，第一本我選了早該拜讀的《空間就是性別》，第二本則因自己對於女同志的不了解，而考慮《愛的自由式》，隨後因《台北爸爸，紐約媽媽》要拍舞台劇，就又轉而閱讀之。但讀完後幾週，楊同學這一跳，我才決定還是回到我原本以為已經是陳腔濫調的葉永鋕事件，故有此文的產出。
報告繳交後，本文又有部份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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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就是性別》讀書心得
儘管對性別議題一直有興趣，但過往思而不學、閉門造車的我，一直未曾拜讀過畢恆達教授的《空間就是性別》一書。與傳言相同，畢教授的書言簡易賅，避開專業詞語，而改用十分生活化的文字和內容，成功地指出：我們不管是從日常生活到專業領域，都受到傳統性別價值框架的影響。
然而，也不難發現，或許是設定的讀者群為一般民眾，選材其實受限於「日常生活」這個框架的影響，而著重在生理、家庭空間、體育、廁所、性騷擾／侵犯這些「人人天天遇到」的情形。相比之下，畢教授另於2006年所主編的《性別解碼全記錄》文章集，則更明確地指出：除了前述的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議題，已經因為被社會大眾所習慣，以致於多數性別意識並不敏感的民眾可能覺得「習慣就好」，在一些並非「人人都經歷過」，但其實也是時有所聞的議題上，仍充斥著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解碼全記錄》中的議題，在此試舉數例：出嫁女子被物化、奴化，甚至商品化的情形，其實已被廣為提及，但未出嫁的女子，不只無法名列於原生家庭的牌位[1]，甚至連原生家庭想要為之「辦個稍微像樣的葬禮」都不被允許。儘管後來發展出冥婚，但其儀式中仍嗅的到許多父權壓迫[2]。
另外，何撒娜於該書中的〈摩梭人，真的是女兒國嗎？〉一文[3]也明確地指出：摩梭族之所以常被歸類為母系社會，只是因為學者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不是傳統父系社會」的社會結構，然後就很興奮地幫它貼上與「父系社會」相反的標籤罷了！
而在〈車底鑽探－尋找汽修科女生〉一文中，則可發現，法規上的形式平等並不一定會得到實質平等的結果──特別是在程序中有太多人為操控的地方。女生們雖然可以從汽修科中順利畢業，但那卻是在實務課中，老師不願見到女性眾目睽睽地躺下、鑽入車底，所以直接叫其不用實作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卻造就了這些女性無才的事實，加深了女性「花瓶」的刻板印象。
儘管前述議題在《空間就是性別》中缺席，但整體而言該書仍是作為省視自己思維的一個練習教材，我們可以從中學習：自己平常的思考模式（不管是針對生活瑣事或是自己的專業領域）是否其實蘊含著過往沒有發現，而我們長期以來視之為常態的性別刻板印象或是父權壓迫。舉例而言，陳水扁對女記者說「想妳啊」一事 [4]，儘管確實有些罵聲，但如果角色抽換為呂秀蓮[5]對男記者，或是陳水扁對男記者這樣說，恐怕就不會只是一兩天的新聞版面了。另外，娼妓管制長期以來均以「防範性傳染病、人口販賣及勞工剝削」為政策考量的主要重心，或許有可能其實是掌權者（除了裝作聖賢之外）想要極力掩蓋「娼妓的存在本身就是父權壓迫」這個事實。就此而言，書中的「我們…不要防衛機制，…防衛機制阻礙我們誠實地面對社會的真相」[6]恐怕確實是較為治本的作法。
但本書卻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仍然難以說服根深蒂固地不認為自己所謂的「男女有別」是一種歧視的人。書中（或許是想要避免使用專有名詞）並沒有提到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困境，以致於在與運動有關的章節中，多次地強調「女性沒有被給予平等的機會，所以能力才會普遍不如男性」，但在〈羅馬競技場〉一文中，又明顯地指出女性需要有「優先權」。這樣的論述方式對於一般鮮少思考社會正義困境的人來說（特別是傳統價值觀較重的），恐怕會覺得「啊你這樣根本就是大女人主義嘛，什麼東西都要女人優先，男性都要變弱勢了」或是「孔子說的沒錯，女子就是難養啊！」而忘記（甚或有意忽略）男性「已經是既得利益的優勢」現況。另外，「每個人都贏」的趣味，或許可以避免孩子因為「輸」而感到沮喪，但難道孩子要進入社會，不需要學習如何面對輸的沮喪感嗎？
另一個書中沒有提及的點則是「有所成就才會被認可」的問題。對於弱勢族群來說，常需要藉著成就（而且是優勢族群認可的成就）才能被認同，所以女性必須「表現的不比男人差」才會至少能夠在該能力上被認可──然後在另一個領域被加強鄙視。也就是說，腦子好的女人，其「體力比男人差」的特性會被放大、強調，特別是我們在聊到性侵害議題的時候；而運動專業項目不錯的女性，如果有意無意地透露出她「仍有所畏」，就會被男性說「啊哈！終究還是女人，怕東怕西的嘛～」有能力的女性尚且如此，那麼其他一般的、表現未驟佳境，或是更弱勢的女性又會是如何呢？
其實，本書之所以會被我評為「一般閱讀」而非專業論述，根本的原因應該是：作者對於性向歧視與女性壓迫的陳述方式差異過大。當然就當時台灣的狀況來說，這確實是比較務實的作法，我（們）也可從中學習到一些「如何與尚無性別意識的人交談」的方法。但整體而言，書中對於性向的描述，不像作者在論述「男女不平等」時用了許多生活中的例子（如家務分工、性別氣質期待），而著重在同性戀與家人之間的掙扎。純以這種方式論述，仍有一些為德不卒之處：
- 未正面解決「同性戀就是不好」的根本心態。
- 難引起一般人的認同感：如果身為父母的讀者閱讀該部分章節，心裡所想的是「幸好女兒已經交男朋友，所以我不用擔心這些」，那就表示其實仍未脫離「不希望孩子是同性戀」的心態，也就是依然認為「同性戀不如異性戀」。至於「雖然我覺得OK，但是社會上的壓力卻是這樣」的想法，雖屬無可厚非，但這其實就是造成「孩子依舊不敢出櫃」的主因與壓力來源。
- 女同志的缺席：同志議題的討論中，仍很明顯地有男性霸權的問題，比方說我們提到「同志三溫暖」時即只討論男性，而愛滋病防治雖常與同志汙名的問題[7]並列，但卻也未從女同志的角度出發。
- 廁所：我個人相當質疑為何廁所需以「男女有別」為基礎。就同性戀眼光來看，男女被分化而必需依生理性別而進入廁所、更衣室、澡堂、溫泉，正是人們因為處於一個「只有同性有機會騷擾」的環境，而加深了對於同性戀的恐慌與仇視。
- 性別問題與性向問題的差異：這也是書中沒有提到的。由於性向比生理性別容易隱藏，人口比例上也不若男女人數相當，且「同性戀能做的事，異性戀也都能做」[8]（除了異性戀無法發生「情敵變成情人」這種事之外），因此我認為性向歧視恐怕比較像是「左撇子歧視」──只是現實生活中又包含了人口政策和宗教壓力。
綜合言之，本書就性別議題的討論，較適合作為入門書籍，或是通識教材的研擬參考。其經典之處在於親切、易讀、好懂、能讓人於生活中自省，但對個別議題的深入程度，我（們）恐怕還需要更多努力學習。
後記：本文是林志潔老師本學期在交大科法所［性別與法律］課程的期中作業之一。雖然我覺得同性戀部分的章節面向不夠廣，但是作為未出櫃的同性戀思考「是否要跟家裡出櫃」的參考資料卻仍是不錯（當然仍是以同志諮詢熱線的《出櫃停看聽》更針對問題啦）。除此之外，由於本書大多數篇幅都在論述男女平等，所以放在書架上也很容易跟父母解釋－－是想要試探父母性別意識的朋友可以考慮的一本書。本段不在報告中。
註解：
- ^ 陳婉娥，〈重回旗津‧1973〉，《共和國》第57期。
- ^ 娶了「女鬼」的男子並非不能再娶。另外，有些嫁給有「多妻命」男子的女性，會積極地幫丈夫找冥婚。施芳瓏，〈未婚去世女子的處理問題與文化意涵〉，原收錄於《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18期，2002/5。
- ^ 原收錄於《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21期，2003/1。
- ^ 2007-03-01，陳水扁時任總統，到霧峰下田插秧，記者提問：「總統，插秧時在想什麼？」當時陳水扁回答「我在想妳」，事後則表示其實並不知是哪位記者。
- ^ 當時的副總統，因曾有「如果國家的副元首…必須像『深宮怨婦』這樣的話，何不…只選總統就好？」的發言，於本例中更添對比性。
- ^ 〈好男人與壞男人的共謀〉，第153頁。
- ^ 愛滋被認為與男同志高度相關，雖然很早就有國外研究統計數據，但在台灣會變成一種恐慌，而導致疾管局將防治重點從毒癮患者轉換到男同志，應可歸咎於2004-01-17的「農安趴」事件。當時因正值農曆新年，又有13名HIV感染者參與其中，是以可說是「街頭巷尾都在談論」。但新聞沒有說的是：其餘的80人後來仍被「強制」追蹤檢驗（名義為何？），而沒有人因為那一次的性愛派對染上性病。
- ^ 「有兩份研究…分別有13%和9%的女人表示她們經常行肛交」「異性戀男性曾經嘗試過剛交的也有相當大的比例。」瑞妮絲、畢思理，〈伴侶之間的性生活〉，《金賽性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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